三编 · 上册 · 卷二 · 书二

复谢慧霖居士书一

光去年以料理刻经事,故于七月廿六日下山往扬州。顺便至沪苏金陵,至九月初五由扬回沪。

我在去年因为处理刻经的事,所以在七月二十六日,下普陀山前往扬州。顺便到上海、苏州、南京,到了九月初五,由扬州回到上海。

友人邀以往杭,由杭回沪。以缩小排印安士书故,又耽搁数日,至廿四日方到法雨。见阁下所寄七月廿六七二函,并坛经,天乐鸣空二书。

友人邀请我去杭州,由杭州回到上海。因为缩小排印《安士全书》的缘故,又耽搁了几天,到了二十四日,才回到法雨寺。见到阁下所寄七月二十六、二十七日的二封信,以及《坛经》,《天乐鸣空》二本书。

以月余未在山,外间信札颇多,一时不能遍复。至十月初三日复阁下书,又寄商务书馆所印文钞五部,新刻刻藏缘起一本,作一包付邮,谅已寄到贵府矣。

因为一个多月,没有在普陀山,外面的信件很多,一时不能全部回复。到了十月初三日,才回复阁下的信,又寄上商务书馆所印的《文钞》五部,新刻的《刻藏缘起》一本,作一包邮寄,想必已经寄到贵府了。

安士全书,为天下古今善书中冠。光绪七年张凤篪先生之尊人溥斋先生名守恩者,刻于扬州藏经院。其板笔画过细,故未经刷多少,而字迹模糊,兼之错讹甚多。

《安士全书》,是天下古今善书中最好的。光绪七年(1881年)张凤篪先生的父亲,溥斋先生张守恩,刻于扬州藏经院。这个木刻板的笔画过于细小,所以没经过多少次印刷,字迹便模糊了,加上错讹的地方很多。

光十余年前,早欲另刻,为之详校。至七年得友人刘芹浦出资,故其志方满,八年始刻成出书。一二年来,刷二三千部。

我在十多年前,早就想要另外刻印,为这本书做了仔细的校定。到了民国七年,得到友人刘芹浦出资,这个志愿方才圆满。民国八年,才刻成出书。一二年来,印刷了二三千部。

去秋友人以世道人心陷溺已极,以故天灾人祸,频频降作,劝光缩小排印安士全书,普遍流布,以为挽回之计。光遂不揣浅陋,为之提倡。

去年秋天,友人因为世道人心已陷溺到极点,所以天灾人祸,频频发生,劝我缩成小字排印《安土全书》,普遍流布,来作为挽回劫运的方法。我于是不顾浅陋,为此提倡。

蒙政商各界赞助,至腊月计已有二万部之承任。十七日接到重庆佛学社章程,知佛源老法师被官绅推出,于长安寺弘扬法化。因致书源公,祈告当道,将安士书印万余部。

承蒙政商各界的赞助,到腊月,一共已有二万部的印资。十七日,接到重庆佛学社章程,知道佛源老法师被官府士绅推出,在长安寺弘扬法化。因此写信给佛源老和尚,请他转告当道官员士绅,将《安士全书》印一万多部。

川省各县各散百部,较在一处讲演,更为获益广溥。以此书浅深俱备,真俗并诠,深则见深,浅则见浅,断无一人不能领会,不得利益者。

四川省每个县,各分送一百部,比起在一个地方讲演,所获的利益更为广大。因为这本书浅理深义全都俱备,真谛俗谛一并诠释,深根的人,见到深理;浅根的人,见到浅理,绝对没有一人不能领会,不能得到利益的。

又恐渝地一处,或以费巨,难以全任,又为阁下致书。祈阁下告之成都当道官绅,协成共举,则八九千元不至吃力矣。

又恐怕重庆这个地方,或许因为费用巨大,难以全部任资助印,又给阁下写信。请阁下告知成都执政的官员士绅,协助成就共襄胜举,那么八、九千元,就不至于吃力了。

今正月初七接到片香集,以冗务甚烦,略为翻阅少分,遂置之。至十九日方接阁下寄片香集之函,方知阁下已在重庆学社。

今年正月初七,接到了《片香集》,因为杂务烦琐,大略翻阅了少部分,于是便放下了。到了十九日,方才接到阁下寄来《片香集》的信,才知道阁下已经在重庆佛学社。

所言八月已出门,则光十月之函与书,当在家中,并腊月之函,当并要来一阅。光之此举,法颇严明,绝无弊窦。

你说八月已经出门,那么我十月写的信与寄的书,应当已在你家中,还有腊月的信,应当一并要来看一看。我的这个举动,方法比较严明,绝对没有弊病和漏洞。

倘阁下不以光之狂悖,祈与首长言之,祈其设法广布,亦未始非国民之福。即不能每县百部,减数亦无所妨,详观章程办法自悉,此不备书。

倘若阁下不认为我狂妄悖谬,请对领导者说明,请他想办法广泛流布,也未尝不是国民的福祉。即使不能每县一百部,减少数量也无妨,请详细观看章程办法,自然知道,此处不再多说。

片香集既欲令名人质证,以祈流通,似不宜一本转致。光目力不给,不能多看,当即寄徐蔚如(名文霨)。至于李证刚居士(名翊灼),宜另寄一本。

《片香集》既然想要令名人来核实验证,期望流通,似乎不应该只用一本展转传看。我的视力不好,不能多看,立即寄给徐蔚如(名文霨)。至于李证刚居士(名翊灼),应该另外再寄一本。

证刚未与光通信,其住处光知之,在江西南昌府松柏巷刘园临川李宅即是。刘洙源文理甚深,观张君行状,不胜感佩。

李证刚没有与我通过信,他的住处我知道,是在:江西省南昌府松柏巷刘园临川李宅。刘洙源的文理很深,看张君的生平事迹,非常感动钦佩。

川中既有高人,又为提倡,实为川民之幸,亦属法道之幸。至于弘法一事,当观时机。当国家太平,人心淳善时,宜多分依实际正弘。

四川既然有高人,又为之提倡,实在是四川人民的幸运,也属于法道的幸运。至于弘法这件事,应当观察时机。在国家太平,人心淳善的时候,应该大部分依照实际情况,正式弘化。

当此惨无天日之世代,当先以因果报应,生死轮回等,化其刚强,旁攻侧激,动其良心。知所法戒之后,再用正弘,方为唯一无二之道。(元月廿一)

在这惨无天日的时代,应当先以因果报应,生死轮回等事理,化导民众的刚强个性,旁攻侧击,触动民众的良心。知道有所禁戒之后,再用正式弘化,方才是独一无二的方法。(元月二十一日)

注 释

[1]【张凤篪居士】张钰居士,字凤篪,广西人(待考)。因父母皆参学禅宗,八岁即有入处。前清时,随父宦游,后为某县令主幕。有寡妇受欺于族,讼涉冤诬,某令因受赂,拟曲断。鞠审次,士坐内室,愤然不平,以手击桌厉声曰:“天下有此等冤屈事,岂神明所许哉!”言甫毕,天际忽起霹雳,击断公堂梁木。令惊悸木然,冤赖以白。从此终生无疾言怒色。常云:“学般若菩萨,不可妄动嗔心。”旋出任川南某县令(待考),有仁政。一日坐堂审案,吏报夷人反,兵已临南门。士曰:“无恐,我已有却敌策矣。”即亲出率勇卒与夷人战,败之,追逐数十里。众返城,而士犹坐堂问案未辍,人惊为神。自显神通后,不肯留任,即辞官遁去。 晚年,隐于蜀之新都桂湖畔,茅屋三椽,破釜啜粥,优游卒岁。新都距成都四十里,常徒步晋省,访诸禅人。一日暮归,出成都北门,过毗河,河阔甚,误堕水中。及旦,有舟过,见河中有人,顶出水面,从容而动。亟拯之,见是居士,手持念珠,口喃喃宣佛号不辍,询之:“何以在水中?”曰:“不知也!我惟觉仍在坦途中行耳!”有法国神父某,慕名访之,与论义,折服甚。一日,某神父携西药“杀虫剂”一瓶过士,曰:“服之必戕命。”士曰:“有是哉?我愿尝之。”坚阻不顾,饮尽一瓶,谈笑自若,唯略感倦容,移时如故。神父惊异赞叹久之。民国肇建,士喜甚,趋成都,行市中,左右顾盼,中途即洒泪而返。曰:“今后世将大变,苍生苦甚!我必再来也!”不一月果殁。其著作,成都志古堂有刻板。 抗战初,其长公子任成都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。当访问士之遗事,曰:“家父在日,视一切众生如子女,唯视我辈子女如一切众生,他不悉也。”又闻士于其长子,不惟钟爱,且常敬之如对大宾。人询其故,曰:“其为我祖再来身也,不敢以异世易之。”……摘自南怀瑾《禅海蠡测》

[2]【尊人】对父母的敬称。

[3]【刘洙源】(1875-1950)四川中江县人。名复礼,字洙源,别号离明。前清拔贡,北京经科大学毕业。长于文学,通达三礼,历任四川高级师范、成都大学、四川大学文学教授。早岁精唯识,曾著唯识学纲要数万言。私淑永明延寿,于民国二十一年(1932)著有宗镜录大科判;晚耽禅悦,不喜著作,惟存讲稿数篇为弟子所传钞。三十八年农历三月于德阳孝泉延祚寺剃发,受三坛大戒,法名昌宗。未久,应邀讲楞严经,并传净土观法。后返中江,驻锡白云寺,专研戒律。三十九年示寂,世寿七十六。著作除上记外,另有宗镜录细科判约五卷、宗镜录读法约十余卷。另纂集大智度论之法相而成性宗法藏三册,然未出版。

[4]【行状】汉朝称“状”,元代以后称之“行状”或“行述”(也谓之“事略”)。叙述死者世系、生平、生卒年月、籍贯、事迹的文章,常由死者门生故吏或亲友撰述,留作撰写墓志或史官提供立传的依据。

[5]【法戒】楷式和鉴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