接手书，并大词典样，不胜欣慰。阁下此书一出，令彼研究佛学者易于入门，直同指迷途者令得正路，其功德何可称量。但须过细考察，祈勿以讹传讹。
接到信，以及《佛学大词典》的样本，非常欣慰。阁下这部书一出版，让那些研究佛学的人易于入门，如同指点迷路的人，让他们走上正路，这个功德如何能够称量。但是必须仔细地考察，希望不要以讹传讹。
一切经下所叙古昔及外国光皆不知。但其叙事，多有错谬。如明成祖作世祖，成祖永乐十八年刻大藏经，历廿一年，至正统五年方圆工，此明北藏也。南藏乃太祖时刻，但以未有题跋，不可考其年月。决非成祖时刻也。
“一切经”（注1）的词条下所叙述的古时候以及外国的种种情形，我都不知道。但其中的叙事，大多有错谬。如把“明成祖”当作“世祖”，明成祖永乐十八年（1420年），刻大藏经，历时二十一年，到了正统五年（1440年），方才圆工，这是明朝北藏（注2）。南藏（注3）是明太祖时期所刻，但因为没有题跋，无法稽考它的年月时间。但绝对不是明成祖时期所刻。
成祖虽有两京各刻并刻石之语，实止刻一北藏板耳。何以知之，以南藏规矩，函卷皆不次第，岂一人刻经，南藏另立一规矩乎。又北藏续者，南或未有，南藏续者，北或未有，可知是太祖洪武时刻无疑也。
明成祖虽然有“两京各刻”以及“刻石”的话，实际上只刻了一付北藏的板而已。如何知道呢？因为南藏的规矩，函卷都没有次第，哪有同一个人刻经，南藏另外立一个规矩的呢？另外，北藏的续藏，南藏或许没有。南藏的续藏，北藏或许没有。可知南藏是明太祖洪武时期所刻无疑。
其石刻，并未施行。法珍尼刻藏事，人属元朝，藏属梵本。前藏藏下明，康熙二十三年，雍正六年，而我国清藏于雍正十三年开工，乾隆三年圆工，何全不提起。
其中所说的“石刻”，并没有施行。法珍比丘尼刻藏的事迹，她这个人属于元朝，藏经属于梵本。西藏大藏经下面说明，是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刊行，续藏是雍正六年（1728年）镂刻，而我国的清藏是在雍正十三年（1735年）开工，乾隆三年（1738年）圆工，为什么完全不提起？
又京西石经山，晋琬公法师刻石经，贮封石洞，虑末法经灭净尽，企有大士乘愿开洞，印经以遍流布。自晋至明末，尚有人刻而贮之。外用铁条封其洞口，但能在外看，不能入其中。其石板皆实堆满洞，有好多洞。紫柏憨山文集，皆载其事。
另外，北京西部的石经山（注4），晋静琬法师（注5）刻石经，贮封在石洞中，考虑末法之时，经书灭除净尽，希望有大菩萨乘愿开洞，印经来周遍流布。从晋到明末，仍然有人刻经贮藏。外面用铁条封住洞口，只能在外面看，不能进入其中。刻经的石板都严实地堆满了石洞，有好多洞。紫柏大师、憨山大师的文集中，都记载了这件事。
又词典二字，通而言之，一大藏教，皆可名为词典。局而论之，唯专发明名相等书，可以当之。如教乘法数，大明三藏法数之类。若宗门语录，乃以机锋转语，专阐向上一著之法，尚不可以名之为教，何可以名为词典。自马祖后诸大禅师，皆有语录，云门稍后，何在前者不名词典，而独以云门为词典。
另外，“词典”这二个字，通常来说，一部大藏教，都可以名为词典。局限来说，只有专门阐发说明名相的书，才能称为词典。如《教乘法数》（注6）、《大明三藏法数》（注7）之类。像宗门语录，是用机锋转语，专门阐明向上一著之法，尚且不可称之为教，怎么能称为词典呢？自马祖道一之后的诸大禅师，都有语录，云门文偃禅师（注8）稍稍在后，为什么在云门文偃禅师之前的禅师语录，没有被称为词典，而独把 《云门禅师语录》称为词典呢？
又云门说法如云雨，绝不喜人记录，故香林远，双泉宽，各以纸为衣，偷而录之，即今所传者是也。阁下叙之不甚清白，不知者，或当做云门自己私记，则成自禁而行之矣。
另外，云门文偃禅师说法如云雨，绝对不喜欢他人记录，所以香林澄远禅师、双泉师宽禅师，各自把纸作为衣服，偷偷地录写下来，就是现今所传的《云门禅师语录》。阁下的叙述不是很清楚明白，不知道的人，或许当做是云门文偃禅师自己私下记录，就成自禁而实行了。
祖庭事苑，乃载宗家言行之书，如林间录，宗门武库之类，亦不合名为二次改良之词典。以此二书，系记宗家直指人心之言句及事实耳。此第二篇序，似宜将宗改作教。叙如来说经，诸祖传宏，遍传中外，其中名相法数非读破全藏不易了知。因兹有著教乘法数，大明三藏法数者，乃此书之本源也。
《祖庭事苑》（注9），是记载宗家言行的书，如《林间录》（注10）、《宗门武库》（注11）之类，也不适合名为二次改良的词典。因为这二部书，是记录宗家直指人心的言句以及事实。这部词典第二篇的序文，似乎应该将“宗”改作“教”。叙述如来宣说佛经，诸大祖师传承宏扬，遍传中外，其中的名相法数若非读破全藏，就不容易了知。因此有人撰著《教乘法数》、《大明三藏法数》，这是这部词典的本源。
光目力甚衰，加以精神不给。初始至山，以舟中受风，十余日，颇不安适。自后虽好，日间或复书，或校书，略无少暇。六祖坛经，只看王柳刘三碑，余皆未看。
我的视力很衰弱，加上精神不足。刚刚到山上，因为在轮船中受风，十多天来，很不舒服。此后虽然好了，每天或者回信，或者校书，没有一点空暇。《六祖坛经》，只看过王、柳、刘三种碑帖，其余的都没看过。
阁下志期利人，以一书为诸经之总注，当多须三二年之考察研究力，俾阅者决了无疑，则其功德大矣。倘唯欲速以出书，断难无讹。通家则无所碍，初机便致不知所以。
阁下志期利益他人，用一部辞书作为诸经的总注，应当多花二三年的考察研究之力，使读者决定明了，没有疑惑，那么这个功德就大了。倘若只想快点出书，断然很难没有错误。大通家则没有妨碍，初学人就会不知所以然。
光宿业深重，不能为阁下稍效微力。但一念愚诚，唯恐举世之人，或有不蒙其益者，故为琐屑言之也。
我宿业深重，不能为阁下稍效微薄之力。但是一念愚诚，唯恐举世之人，或许有不能蒙受其利益的，所以为此琐屑地说了这么多话。
注 释
[1]【一切经】（术语）佛教圣典之总名。或曰大藏经。省曰藏经。隋书开皇元年，京师及诸大都邑之处，并官写一切经，置于寺内。而又别写藏于秘阁。一切经之名，本乎此。此名原称佛所说之经律等，而今则并吾国印度日本等高僧之著作而称之。佛教传播于世界各国之间，其圣典为各种之国语所翻译。举其主要者，则原本为散斯克利图语及巴利语。翻译而传者，有汉译藏，西藏藏，蒙古藏，满洲藏（参见:清字经馆），及欧译之诸典。散斯克利图语之原本，自北方尼波罗地方，渐次为学者所发见，然其数未甚多。巴利语之原本，为巴利三藏，即锡兰暹罗缅甸等南方诸国所现传者。其中暹罗之官版藏经，以西纪一八八八年出版，世界各国之大学或学会，均得寄赠。巴利三藏中。律藏，为波罗提木叉注释之悉答韦蒲般伽、蹇陀、波利婆罗三部，经藏，为长阿含、中阿含、杂阿含、增一阿含、小阿含之五部，论藏，为法僧伽以下总有七论。西藏藏为喇嘛教徒之所护持，属于经部者，总计八类，百五十一部，三百五十册，更有续藏二百二十三册，其经部为清康熙二十三年所刊行，其续藏则为雍正六年所镂刻者。蒙古藏及满洲藏为奉天所保存，其中满洲藏经，世界唯有一部，日俄之战，为日本所得。此外各国语之藏经，虽尚有数种，而其中卷帙最浩繁，部义皆完备者，实维汉译藏。案汉译藏经印行之最古者。则以宋太祖开宝五年，平定列国，造金银字佛经，前后凡数藏。同年敕印雕佛经一藏，凡一十三万版，为其嚆矢。寻而至道元年，高丽王治遣使至宋求官本，与其国从来所藏之前后二藏及契丹藏，参订校旧，经十四年，全行刻成。世所谓高丽藏者是也，凡一千五百二十一部，六千五百八十九卷。南宋理宗嘉熙三年，复开版藏经，有一千四百二十一部，五千九百十六卷，所谓宋藏者是也（参见:宋藏）。元世祖至元十四年，亦翻刻藏经，至二十七年告竣，有一千四百二十二部，六千一十七卷，称为元藏者是也（参见:元藏）。此藏罹元末之兵燹，与宋藏共归灰烬，惟流传于日本者尚存。有尼法珍者（参见:法珍），慨然起兴藏之志，经三十年。渐奏其功，是为方册藏经之滥觞。明成祖永乐十八年，敕印刻大藏经版，至正统五年，始告竣，是为北藏。藏于北京。其南藏者，为太祖洪武时所刻。成祖又敕安置石刻一藏于大石洞。然流通未遍，学者多感不便。后神宗时，密藏禅师亦发愿刻方册藏本，万历十七年，于五台山创刻，业未竣而入寂，后人迭继其业，遂完成之，是谓明藏。有六千七百七十一卷。清藏则于雍正十三年开工。乾隆三年告竣。又有京西石经山之石刻藏经。则晋琬公法师刻石贮封石洞者也。日本现存古写本不少。而最著者，为堀川天皇敕僧侣一万人，于一日写一切经，顺德天皇敕一万五千僧，于一日写一切经等。德川氏使天海僧正，刻活字排印大藏，其活字及藏经今尚在，有六千三百廿三卷。寻而黄檗之铁眼和尚，又将明藏上梓。明治十三年，弘教书院以丽藏为本，与宋元明三本对校，印行活字板大藏经，计一千九百十六部，八千五百三十四卷，缩成四十帙，四百十八册。明治三十三年，藏经书院又以活字印行日本大藏经。藏教书院复纂辑藏经所漏者，题为日本续藏经，共七千八百七十三卷。清季上海频伽精舍，根据弘教本，略加增减，以活字印行大藏经四十帙，四百十四册，一千九百十六部，八千四百十六卷。挽近英法德俄诸国语之译本，渐见于世，将来更有西文一切经，未可知也。
[2]【永乐北藏】又名《北藏》。官版。明成祖永乐八年(1410年)敕令雕印。始刻于明成祖永乐十七年(1419年)，完成于英宗正统五年(1440年)。参与者有道成、一如等。刻藏的地点在北京，经版由司礼监掌管，藏于祝崇寺内的汉经厂。
[3]【洪武南藏】明代刻造的3个官版中最初版本。又名《初刻南藏》。明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敕令于金陵（今江苏南京）蒋山寺开始点校，至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刻完。全藏678函，千字文编次天字至鱼字，1600部，7000多卷。永乐六年（1408年）遭火焚毁。保留下来的唯一印本，址以1934年才在四川省崇庆县上古寺中发现，已略有残缺，并杂有部分补抄本和坊刻本在内。
[4]【石经山】位于北京西部房山区。为我国现存石经中规模最大者。隋代沙门静琬（一说智宛）因恐佛经毁灭失传，誓言刻经卷成石碑，遂于大业元年（605年），于房山山麓开凿岩洞，并在石室四壁刻上经文，造立华严、涅槃、般若、宝积等七室，另有部分石经置于山下云居寺之压经塔下。其后经唐、五代，辽等历朝陆续刻造，直至辽大安十年（1094年），历经四百八十年之刻经事业始告终结，今尚存有九室。据统计，房山现存石经版共有四千多条，每条约长两公尺，宽十八公分，共刻佛经达数千卷。另在压经塔下之经版则有七、八千条，但长宽度均较小。房山石经之出土，不仅可用来校正印本佛经之错漏，并成为书法史与艺术史之珍贵资料。此外，石碑上所附刻经人行业组织之记载，亦为研究我国古代经济史之重要史料。
[5]【静琬】（？-639年）隋代僧。籍贯不详。又作净琬。冥报记卷上称为智苑。大业年中（605年-617年），师住于幽州（河北）智泉寺，鉴于北周武帝彻底破坏佛教，遂发愿刻一切经于石，封藏于涿州（河北）白带山中，以备法灭后学人遵遁进道之资。山因之易名为石经山，后又改名石景山。当时，曾得隋炀帝皇后之助。唐贞观十三年（639年），师志未竟而示寂，由门人继其刻经之业。
[6]【教乘法数】凡四十卷。明代圆净编。圆净因感于藏乘法数、贤首法数等之缺轶甚多，乃基于天台之观点，将佛教经典乃至诸子百家中，凡有关法数者皆收集于此书。即初由“一心”，次第列记增至“八万四千法门”之法数，其间亦解释外典之名数。本书并以分析、比较、归纳代替说明，为其一大特色。
[7]【大明三藏法数】凡五十卷。明代一如奉敕编纂。略称大明法数、三藏法数。本书系辑自大藏经典中诸法数之名词，依增数法类编撰而成。名目起自“一心”，终于“八万四千法门”，计收一五五五条，每条并附有略解，凡出于某经某论或某某撰述者，皆详注于各条之下。若遇各家或各宗派说法不同，则征引诸家之异说，内容极为详备。民初黄理斋据该书另编通检一册，将一五五五条中所引之各类名词，一一析出，令初学者方便检阅。
[8]【云门文偃】（864年-949年）唐末五代僧。为云门宗之祖。浙江嘉兴人，俗姓张。法名文偃。幼怀出尘之志，从嘉兴空王寺志澄出家。未久，至毗陵坛受具足戒。遍览诸经，深究四分律。后至睦州（浙江建德）参学于道明门下。经数载，尽得其道。又谒雪峰义存，依住三年，受其宗印。后历叩诸方，参究玄要，声名渐著。后梁乾化元年（911年），至曹溪（广东）礼六祖塔，后投于灵树如敏会下，如敏推为首座。贞明四年（918年）如敏示寂，师嗣其法席，主持灵树寺。同光元年（923年），于云门山创建光泰禅院，道风愈显，海众云集，法化四播。后汉隐帝乾祐元年（948年），南汉王刘龚敕赐“匡真禅师”。二年（949年）四月十日上表辞王，垂诫徒众，端坐示寂，世寿八十六，僧腊六十六。北宋乾德四年（966年），太祖复追谥“大慈云匡真弘明禅师”。师之机锋险峻，门风殊绝，世称云门文偃。嗣法者有实性、圆明、明教、道谦、智寂、义韶等八十八人。有广录三卷、语录一卷行世。
[9]【祖庭事苑】八卷。北宋睦庵善卿所编的佛学辞典。收在《万续藏》第一一三册、《禅宗全书》第八十四册。内容系对云门文偃、雪窦重显等师之语录所作的注释。凡其书中之难解语句，包括佛教或世典之故事、成语、名数、人名、俚语、方言等，凡二千四百余项，皆加以诠解。
[10]【林间录】（书名）二卷，后集一卷，宋释惠洪撰。本明编次。所纪皆禅门古德之嘉言善行。多订赞宁高僧传之讹。中颇自抒己意，发明佛理。不尽叙录旧事。后集一卷，则惠洪所作赞偈铭三十一首。渔父词六首。不知何人所附入也。见四库提要。
[11]【宗门武库】全一卷。南宋道谦编。全称大慧普觉禅师宗门武库。略称大慧宗门武库、大慧武库。收于大正藏第四十七册，附于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之后。乃大慧宗杲辑录禅宗古德随缘应机，接物利生因缘中，机峰峭峻者之语录，并加上自己之评唱而成，总计一一四条。此书向为临济宗所爱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