印光幼失问学，长无所知。寄食普陀廿有余年，一切缁素，概无交游。不意阁下以博学鸿词，宏宣大教，俯赐大著。而且称之为同志中之同志，感愧无极。
我幼年失于求学，长大了一无所知。寄住挂单在普陀山二十多年，一切僧俗，一概没有交往。不料阁下以博学鸿词，宏宣佛教，赐给我您的大作。而且称我为同志中的同志，真是感激惭愧到了极点。
光生即病目，今年临耳顺，衰颓愈甚。不但大著之字不能多看，即藏经之经寸大字，亦不能多看，宿恶业力，奈何奈何。
我出生后，就生了眼病，今年到了耳顺之年（六十岁），衰颓的更厉害了。不但您大作中的字，不能多看，即使是藏经中一寸大的字，也不能多看，宿恶业力，无可奈何！
一二日间，稍事涉猎，见其注语颇契初机。语语有根，言言合道。不谓于今得见斯人。其中亦有光见不到处。欲逐一请教，以除疑障。继思我未明心，人有异见。
这一二天的白天，稍微翻看，看到书中的注语，比较契合初机学人。句句有根据，字字符合佛法。没想到在现今，还能够见到这等人。其中也有我见识不到的地方。想要逐一请教，以除疑惑。继而想到我尚未明心见性，因此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见解。
昔于佛学丛报，顿起杞人忧天童子赞箦之念。因上章程九条，企其改定成规，有光法道。一乘居士置之不阅，今敢又蹈此败辱乎。
过去对《佛学丛报》，顿时生起杞人忧天，童子赞箦的念头。因此呈上九条章程，企望报馆改变成规，光大佛法大道。濮一乘居士放在一边不看，如今哪敢又重蹈此失败之辱呢？
今寄印光文钞一本，祈垂麈政。此钞系海盐徐蔚如排印施送者。民国二年高鹤年至山，绐印光芜稿至沪，黎端甫令录四论以登报。彼固知光素不欲人知，遂以上佛学报馆书之别名署之。
现今寄上《印光法师文钞》一本，请您指正。这本《文钞》是浙江海盐徐蔚如排印施送的。民国二年（1913年），高鹤年居士到了普陀山，将我的文稿带到了上海，黎端甫居士从中录出四篇论文，刊登在《佛学丛报》上。他知道我一向不想让人知道，于是以写给佛学报馆书信上的别名来署名（常惭、普陀僧）。
徐居士见之谬加佩服，遍询其人而不能得。既而知为印光，即托狄楚青为绍介，欲于未会之先，预通信札。
徐居士见了，错谬地加以佩服，到处询问写文章的人（是谁），而不能得知。接着知道是我所写，就委托狄楚青居士介绍，想在没有会面之前，预先通信来往。
光以人微德薄，学业肤浅固辞。彼遂遍询友人，得其芜稿若干篇，并佛报中所录，排以刷印。
我以人微德薄，学业肤浅来推辞。他于是到处询问友人，得到文稿若干篇，并《佛学丛报》中所录的文稿，排版印刷。
今春三月末，持三十本至山访光，又将其余芜稿，一并要去。拟欲将已印未印一并编辑，刻诸枣梨。
今年春天三月末，拿了三十本到普陀山来拜访我，又将其余的文稿，一并要去。打算将已印、未印的文稿一并编辑，雕版印刷成书。
光数十年来，无事不亲翰墨。或为人所差，及与友叙怀，秃笔俗话，绝不堪观。彼既谬加赞赏，只可将错就错任缘而已。其文钞中，尚有上十错字，以目力不堪，故未曾标。
我数十年来，无事不亲事笔墨。或者被人所托，以及与朋友叙怀，低劣的文笔，庸俗的言词，绝对不堪观看。他既然错谬地加以赞赏，只可将错就错，随缘而已。《文钞》中，尚有十多个错字，因为视力不好，所以没有标出。
宗教不宜混滥论，被佛报馆添百余字。一往观之，似乎畅顺，细心研之，颇不安适，因令仍依原文录之。
《宗教不宜混滥论》，被佛学报馆添了一百多字。一口气看下来，似乎畅顺，细心研读起来，很不安心，因此让他仍就依照原文录出。
普陀乃香火门庭，专心研穷经论者少。兼以印光绝不预事，不与士大夫结交，识人甚少，无由推行经股胜事。然一念愚诚，窃为阁下贡之。
普陀山是香火门庭，专心研穷经论的人很少。又加上我绝对不干预事务，不与士大夫结交，认识的人很少，没办法推行经股胜事。然而一念愚诚，私下为阁下贡献出来。
流通佛经，非报纸小说等比，必须虑及久远，方有实益。铅印虽便，究非久远之计。以铅印墨中，多加药汁，久必褪落。宜刊木版，方可传远。
流通佛经，非报纸小说等世间书籍可以相比，必须考虑到久远，方才有真实利益。铅印虽然方便，终究不是久远之计。因为铅印的墨中，加了很多药汁，久了必定褪落。适宜刊刻木版，才可以流传久远。
印光上佛报馆书，正为此事。文钞所录，乃为友人节录数段耳。异地同心，异室面谈，既以同志相许，当不以不随某某之赞誉见责也。（民六六月十八日）
我写给佛学报馆的信，正是为了此事。《文钞》所录出的《与佛学报馆书》，乃是为友人节录的数段罢了。虽在异地，其心相同；虽处异室，如同面谈，既然以同志相许，应当不会因为，不随某某人的赞誉而责备我吧。（民国六年六月十八日）